2017年7月7日       来源：中国经济时报

　　从日本经验教训中得到的几点启示

　　(一)解决农业竞争力下降问题要立足长远
　　对人多地少的国家而言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程度提高和对外开放范围扩大，农业势必会面临生产成本上涨、进口压力加大的挑战。在应对这一挑战方面，日本既有成功之处，也有失败的地方。从成功的方面看，往往是那些具有前瞻性的举措，例如，主动开放玉米等饲料作物的进口、使本国畜牧业在原料成本上与出口国处于同一水平，注重提高农产品质量、增强国内消费者的信任感，在不同发展阶段走不同的技术进步路线。从失败的方面看，往往是那些受短期影响左右的举措，例如，土地流转拖延半个世纪之久，对农协服务农民的一面看得过重而对其垄断和低效的一面防范不足。我国农业正处于价格倒挂、黄箱受限的关键节点，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、构建新型农业支持政策体系，必须立足长远、超前谋划，处理两难问题既不能脱离现实、操之过急，也要防止尾大不掉、积重难返。

　　(二)更多地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

　　农业与其他产业相比的确具有特殊性，需要国家给予较多的支持保护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在支持保护的同时，要给市场留出足够空间。大米是日本最为重要和敏感的产品，在实行高边境保护的同时，也于1998年放弃了政府定价，2018年将放弃稻谷休耕政策，国内生产和流通的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。我国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已严重偏离2004年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初衷，过高的托市收购价造成生产过剩，也不利于优质优价。可考虑分两步走：第一步，降低预案启动的概率，通过降低最低收购价水平、收缩最低收购价政策覆盖的品种和地区范围，尽可能减少扭曲作用。第二步，取消最低收购价政策，在国家储备调节和65%的配额外关税保护下，实现国内生产和流通市场化。我国棉花、大豆、玉米已实现市场定价，但在生产者补贴的计算、发放方面仍需要进一步完善，以逐步降低对当期生产的影响。

　　(三)不失时机地推进农地规模经营

　　我国从1984年起就已允许农地流转，比日本的农地管制政策要宽松得多。但我国在户籍改革、农地整理等方面严重滞后，制约着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。下一步应采取以下措施：一是借鉴日本做法，以农地整合为抓手，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的投入。尤其要加大对土地集中连片整理、农地互换的支持力度，为机械化作业和规模化经营创造条件。二是拓宽新型经营主体和新型服务主体的培养渠道。引导有能力、有意愿的农民工返乡和有知识、爱农业的城市各类人员下乡发展现代农业。发挥社区集体经济组织、农民合作社、供销合作社等的作用，特别是要鼓励农资生产商借助互联网向农业服务商转型，逐步形成竞争性的农业服务市场。三是深化农地“三权分置”改革。科学合理设置承包权与经营权的权能，既要促进农地流转，又要防止地租过快上涨。日本经济发达程度比我们高、人地矛盾比我们突出，但日本的农地租金一般仅折每亩200元—400元人民币。相比之下，我国农地租金确实过高，需要采取措施逐步降下来。

　　(四)以农业发展需求为导向促进农业科技创新

　　日本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先后把促进增产、节省劳力、改善品质、智能化作为农业科技进步的方向，并集中资源进行攻关。目前日本在农业各领域均处于技术前沿。与日本相比，我国在农业科技创新上还有很大的追赶空间。从我国农业实际情况看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、提高综合效益和竞争力，对节省劳力、改善品质、绿色化、智能化技术都有迫切需求，这决定了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应走复合型的道路，多目标并行。这需要较多的创新资源。为此，应加大财政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，鼓励涉农企业加大研发投入。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机制改革，努力营造科研人员潜心研究的政策环境。

　　(作者单位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)